微暖: 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情人（下）

Wed, 25 May 2005 01:20:21 GMT

杜拉斯：情人（下）
作者：〔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

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

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

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根据她的脾气，年龄和忧伤的心情，选择她终生挂在嘴上的地区——在巴德加莱和“两海”之间的地方，并在那里过个象样的日子。

可后来，当她告啼笑皆非还乡来到卢瓦尔省安居乐业的时候，她那个房间仍然和上面所说的昔日在沙沥镇上的那个房间一样，杂乱无章，不堪入目。也许她早已把当年的宏图忘得一干二净。

她从不拍名胜古迹、地理风光一类的像片，只拍我们，她的孩子，而且常常叫我们凑在一起，以便省点照像钱。我们那几张粗糙马虎的像片是妈妈的朋友拍下来的，他们都是妈妈的新同事，刚刚来到这块殖民地，所以照了许多热带风光，椰子树、苦力等像片，好寄回去给他们的家属欣赏？

每当妈妈放假的时候，她总是悄悄地把我们的像片带去给她娘家的亲人看。我们都不愿意上这个家去。我那两个哥哥从来就没有去过。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所以开始妈妈总是把我带去。后来连我也不再去了，因为我那些姨妈，嫌我的品质不好，行为不端，所以不让她们的女儿和我接触。因此，妈妈也就只好带着我们的像片去让她们看。对于妈妈来说，把自己的孩子的像片让自己那些嫡亲姐妹看看也是符合逻辑、理所当然的事。她应该这样做，所以她也就做了。她那些嫡亲姐妹可算是妈妈家里唯一留下来的亲人，所以应该把家人的像片带去给她们看看。她们能从这个女人所作所为中领悟出某种秉性么？的确，她凡事必将坚持到底，死不回头，她绝不会对自己的姐妹撒手不管，对待眼下的苦难处境也不会退却、罢休。这一点我是可以相信的。也正是从这种属于民族的荒诞的勇气当中，我发现了她那种天赋的美德。

当她年迈衰老、白发苍苍的时候，她也上照像馆照像，她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和她那件暗红色的漂亮的连衣裙一起照像，还有她那两件首饰，一条挂在胸前的长项链和一根头上镶金的玉簪子。在像片上，她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连一点波浪式的皱褶也没有，俨然象一张标准像。生活富裕的当地人也上照像馆照像，不过一生当中只去一次，当他们看到死神快要临头的时候才想起去照个像，留个影。他们照的照片尺寸很大，可全是一样的规格，全都镶以金色框子，并且总是挂在祖先祭台的旁边。我看见过许多照像的人都照出同一副模样像片，其相似之极，令人吃惊。

这不仅是老人总有相似的面容，而且所有的相片总是经过修整，这一来，脸上的某些特征，纵然还保留着的话，也都大为减弱而造成千篇一律，万人一个像的结果。

他们的脸谱总是按一样的模式加以修整，以便留芳千古，并且总是用浅化的手法，使其形象返老还童，变得年轻。这当然是人所共有的愿望。这种外表的相似，这种衣冠楚楚的形象，必将为他们在家庭历史中所留下的记忆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同时也显示出这种留念的特殊性和它的真实性。这些面貌越是相象，就越证明他们不属同一家族的成员。此外，所有的男人都围着一样的头巾，而女人都梳着一样的盘在头后的发髻，都一样把头发梳得紧紧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一样竖领的长袍。他们全都是一样的表情，不过我仍然可以分辨得开。妈妈在她那张穿着红袍子的像片上的表情就和他们一模一样。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庄重的表情，而有的人则认为这种表情平凡，没有个性。

他们俩再也不谈论未来的终身大事。因为此事大局已定，要想叫他父亲答应让他娶她为妻是毫无希望了。当父亲的可谓是铁石心肠，对儿子毫无怜悯之心。这位父亲对谁也不会发善心。在所有在这里从事经商的中国移民当中，要数这位摇拥有蓝色琉璃瓦的平台的中国人派头最大，最为阔气。他的资产遍布沙沥之外最远的地方，一直到堤岸——这个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人首府。这位堤岸的青年知道父亲和姑娘的决定是一致的，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他们至少开始明白，只要女的一走就能使他们俩分开，而这将是结束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他们也明白这个白人姑娘根本也没有坚持非嫁给他不可，她跟谁结婚都可以，应该把她抛弃，把她忘掉，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醉心于她的躯体以来，姑娘就再也不因为自己长得单薄而苦恼，而且，奇怪的是妈妈也再也不象往日那样替她得担心，似乎她也发现这个躯体终于说得去，如同别人一样，也能为人所接受。而他，这位堤岸的情人，他则认为这位白人姑娘的发育由于天气过度炎热而受到影响。他自己也是在这种炎热的环境中诞生、长大的。他发现自己和她也有相似之处。他说由于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这种令人难熬的确候条件下生活，所以使她变成了一个印度支那的姑娘。还说她和她们一样，有纤细的手腕，浓密细长的头发，给人一种身强力壮的感觉，尤其是这皮肤，这一身用当地专门留给女人、小孩用的雨水冲洗出来的皮肤。他说法国的女人和当地的女人比较起来，法国女人皮肤显得较为坚硬，甚至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单调，不是鱼就是水果，这也是产生差别的一引起原因。还有这里人们穿着的棉布、丝绸一类的衣服总是又宽又大，不紧贴着身体，从而使身体自由、裸露。

堤岸的情人沉溺在这位白人少女的春情之中，如痴如醉。每天晚上他从她身上寻欢作乐，消磨了他的时间，消磨了他的生命。他几乎再也不说话了。也许谁都不会明白他这种心思，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思。

他瞧着她。甚至闭上双眼也仍然在瞧着她。他在她的脸上呼吸。他闭着双眼呼吸着她的呼气，呼吸着这股从她嘴内呼出来的热气。他越来越分辨不清楚这个躯体的界线，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躯体，它并没有完全形成，在房间里还在继续长大，它还没有定形，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不只是存在于他目所能见的地方，在别处也有它的身影，这躯体朝着丧命的嬉戏伸展开来，超越他的视线，它温顺灵活，一味沉溺于享乐之中，象一个年纪成熟的躯体。它并不调皮，百依百顺，而且机智灵巧，令人吃惊。

我看着他如何处置我，如何摆弄我，而我从没想到他会这样做，甚至超越我的期望，可却完全符合我那天生躯体的需求。就这样我便成了他手中的孩子。对我来说，他也变成另外一种形象。我开始意识到他的皮肤，他的整个躯体，也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感，超越过他自身之外。另一个男人的影子也可能会在这间屋子里出现，这就是那个年轻凶手的影子，只不过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还没有任何影像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另一个年轻人的影子也同样会在屋子里出现，不过，这个影子我是知道的，有些时候它会出现在我那欢乐之中。我曾经向他说过，向这个堤岸的情人说过，说过他的躯干那种难以形容的舒适感，以及他在森林中，在黑豹出没的河口中所表现出来的胆量。不管我说什么都能迎合他的欲望，而更加令他把我占有。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晚上，他正是跟着他的孩子寻欢作乐。

可有些时候他也会突然害怕起来，他担心她的身体，好象他已经意识到她死在临头，并且突然想起他迟早会失去了她。她的确质是如此单薄，有时使他突然害怕起来。他还担心她的头痛病，这毛病常常使她形容憔悴，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眼睛上蒙上一条湿布条。他也担心她有冒出厌世的情绪，而当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妈妈，想到她无法改变现状，无法让妈妈在闭眼之前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无法去杀尽那些制造这种灾难的人，这时候她就会变得骤然号叫起来，痛哭流涕。他把脸贴在她的脸，擦拭她的眼泪，他紧紧地搂着她，她的眼泪和她的怒气激起他一股疯狂的情欲。

他抱着她就象抱着他的孩子。他拿孩子的躯体当玩艺，把她翻来转去，他用小孩的身体捂着他的脸，他的嘴，他的眼睛。而她，她继续听任他的摆弄。而突然间，她却央求起他来，她并没有说出求他做什么，可是他，他却叫她别作声，他大声地嚷他再也不要她了，再也不想拿她取乐了，可眼下他们又重新凑合在一起，禁锢在不安之中，他们就这样，整天沉溺于不安、泪水、失望和幸福之中。

他们整个晚上都缄默不语。在那辆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大轿车里，她把头靠在他的户膀上。他紧紧地搂着她。他对她说，法国的轮船很快就要到达港口了，并且将把她带走，使他们分离。一路上，他们默不作声，有时候，他叫司机把车开到河边去兜兜风。她疲乏不堪，倚着他，睡着了。是他的吻使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

走廊里的灯光是蓝色的。人们还可以闻到一股烧香的味道，每到黄昏的时候，人们总是要烧烧香。热得呆滞不动，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连一丝风都没有。我把鞋脱下，免得走路出声，不过我很放心，我知道女舍监不会起来，因为现在寄宿学校已经允许我夜间随便什么时候回来。我立即去看看埃莱娜的床位，我总是有点不放心，总是担心她在白天就逃离出寄宿学校。她在那里。埃莱娜睡得很香。我记得那是一种固执的、甚至是敌意的沉睡。一种执拗的困睡。她那裸露的双臂放松地盘着头。她睡觉的姿势也和其他姑娘不同，她双腿弯曲，看不见她的脸部，她的枕头已被滑到一边去了。我猜想她刚才一定在等着我回来，后来因为等得不耐烦，生气了，于是这样委曲入睡了。她刚才一定也哭过，尔后便堕入了失望的深渊。我真想把她弄醒，以便一起说点悄悄话。因为如今我与那个堤岸的男人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他也不再跟我说话，此刻我正需要听听埃莱娜对我的问话。她对那些不听话的人总有一副无可比拟的好心肠。可惜我不忍心把她弄醒。有过一次，她就曾经这样在半夜里被我弄醒，结果她再也无法重新入睡。她起床了，要出去走走，她真的出去了，她跑下楼梯，穿过走廊来到空旷的院子里，她一边跑，一边喊着我，她是如此地快活，谁也没法阻拦她，而当你不让她散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正是她所等待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不行，终于没有把她叫醒。蚊帐里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每当把蚊帐撩下来的时候，就会令人感到难以忍受。不过我知道，我刚从外面回来，刚从河边回来，河边的夜晚总是凉快的。我已经习惯了，我躺在里面一动也不动，等待着这股热气慢慢消失。热气终于过去了。可我从来也不可能立刻进入梦乡，尽管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疲劳过。我想着堤岸那个男人。此时此刻，也许他正在“泉水饭馆”旁边的夜总会里头，和他的司机在一起安静地喝着酒，每当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他们总是喝米酒。或许此时此刻已经回到家里，并且已经在他那房间伴着灯光入睡了，从不对谁说一句话。那天晚上，我一想起堤岸那个男人我就无法忍受。而且一想起埃莱娜时我也无法忍受。仿佛他们之间已经有着美满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来自他们自身的躯体之外。我似乎觉得和她相比起来，我远不如她幸福。妈妈说过：这个姑娘永远也不知足。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开始在捉弄我。我觉得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于是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自杀的念头。我已经无法在我的生活中摆脱这个念头。我觉得我已经产生一种独身生活的模糊的念头。我还发现自从我告别了童年，自从我离开了这个“猎人”的家庭，我再也不是孤单一人了。我将着书立说。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憧憬，是一幅展现在那浩瀚无际的沙漠中的人生的宏图。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从西贡发来的电报是怎么写的。到底电文上是写小哥哥已去世，还是写着：小哥哥已为上帝所召回。我似乎记得上面写的是小哥哥被上帝召回。不过有一点我是记得清楚的：电报并不是她发出的。小哥哥已经死去了。起初我感到困惑不解，可后来骤然间，产生了一阵绞心的痛苦，它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世界的底层，这痛苦几乎要把我吞噬，把我卷走，我已经不复存在，唯有满怀的苦衷。我不明白这痛苦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数月前我失去了一个孩子而让悲伤占据了心头，抑或是一种新的痛苦？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新的痛苦，因为我那个死去的孩子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夭折了，我根本没有见过这个新生儿，并且也没有因此象先前那样痛不欲生而想寻短见。

既然小哥哥已经死去，一切也都将跟随着被埋葬。

小哥哥死去的躯体是无法感觉到后人对他追思的心绪。在他二十七年的一生中，他一直隐藏着某种令人忘怀的东西，只不过他自己并无所觉察罢了。

我方才弄错了。这几秒之间铸成的大错殃及天地万物。小哥哥是不会死的，只不过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罢了。当他还活着的时候，那不朽的精神也和他同归于尽。当今的世界也正是这样，丧失了这个为人过问的躯体，也失去人们的过问。人们完全弄错了，谬误殃及天地万物，无耻之积，苍天难容。

谁也没有我了解得那么清楚。那么，既然我已经有了这个认识，而这个认识又是如此简单，小哥哥的躯体就是我的躯体，那么，我本也该死去。我已经死去。

应该事先把这些常识告诉人们，让他们懂得不朽的东西也是会消亡的。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现在也仍然续继发生。要让人们懂得，不朽的东西并不以其不朽而引人注目，不，从来也不是，它只不过是绝对的双重性。它不存在于事物的细节之中，而只存在于原则之上。某些人完全可以隐匿它的存在，除非他们不懂如何去隐匿。要知道，正是当它还存在的时候，生命才是不死的，不朽也方有存在的可能。

这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死亡与否的问题，如果说，不朽既无始也无终，那也是错误的。应该说，它是随着精神的存在的消亡而开始和结束的。既然它是属于精神的范畴，那也就类似狂风的追逐。你看沙漠里那些纹丝不动的沙粒和那些夭折的婴尸：不朽并没有从那里经过，它只不过是停下来而又绕了过去。

对小哥哥来说，他有一种完美无缺的、令人追思无已的东西，他的形象纯洁无瑕，无可比拟。小哥哥长眠九泉之下，毫不需要大声疾呼，他没什么可以埋怨，无论是在别处，还是就在这里，他都没有什么怨言可说。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不擅长辞令，只能勉强看懂点书，勉强写几个字，有时人们还觉得他连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他是一个什么也不懂而只知道害怕的人。

我对小哥哥所怀着的这种疯狂的爱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深奥莫测的秘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爱他会爱到这个地步，甚至想跟随他一起死去。其实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和他分手十年了，这期间，我很少去思念他。仿佛我还一直喜欢着他，永远喜欢着他，并且任何新的感情都无法达到这种境地。我甚至忘记他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

我们很少在一起说话，很少谈起我们的大哥，也不诉说我们的不幸，妈妈的不幸和这种乡平原的不幸。我们喜欢谈的是打猎，马枪，机器和汽车。他曾经由于他那辆汽车被撞坏而大发脾气，他还向我诉说，向我描述他后来弄到的那些旧汽车。

当然，我们也谈论打猎的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老虎吞食，如果在激流中继续游泳就会淹死在湖泊里面。他是比我大两岁的小哥哥。

风停下来了，树底下出现一道神奇的光线，接着便下起雨来。着了魔似的鸟儿声嘶力竭地呼叫，他们磨尖自己的嘴巴，靠拼命的呼叫来抵御寒风的侵袭，他们张开嘴巴拼命地呼叫，叫声震耳欲聋。

那些大型客轮沿着西贡河逆流而上，它们关闭了发动作，由拖轮牵拉着，一直驶到湄公河的一条支流，名字叫西贡河。客轮在这里停泊一周的时间。每当轮船入港停泊在码头上的时候，仿佛法国就在你的跟前。人们可以上轮船去吃一顿法国饭，还可以在上面跳舞。不过对妈妈来说，那里的饭菜太贵了，再说她也没有必要上那个地方去，除非跟着堤岸的情人一道去，那倒也未尝不可。可惜他并不想上那个地方去，因为他害怕被人看见，看见他带着一个如此年轻的白人姑娘。这一点他并没有说出来，但是姑娘心里完全明白。在那个时代，其实也还不是多久以前的事，也就是五十年前，只有轮船可以四通八达，让你遨游世界。那时在那辽阔的大陆上还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在方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地盘上，只有一些古老的道路。当时有几艘法国邮轮公司的客轮，如“波索斯号”、“达达尼翁号”和“阿拉米斯号”，正是这“叁个火枪手”把印度支那和法国本土联接起来。

那次海上旅行持续了二十四天。这些远洋客轮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有街道、有酒吧和咖啡馆，还有图书馆和会客厅，在那上面同样有幽会，有情人，甚至红白喜事，样样俱有。轮船上形成了一个偶然组合的社会，这些社交是必不可少的，大家都知道，也不会忘记，因此这些临时组合的社会也就变得舒适、更随和，有时甚至会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乐趣。乘船旅行可以说是女人一生中唯一的旅行，尤其是对许多女人来说。当然有时对某些男人也是这样。乘船前往殖民地旅行成了她们一生中真正的一次冒险之举。对于妈妈来说，这些海上的旅行以及我们童年的时光，是她所说的“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又一艘客轮起航了。每次起航总是一个模样。每次总是载着头一次出海远航的旅客，而他们总是在同样的痛苦和绝望之中和大地分离。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男人的出航，阻挡不了那些犹太人、思想家和那些难得做一次海上旅行的游客去漂洋过海，同时也阻挡不了女人让丈夫离乡背井，而她们自己却留在故乡。正是这种家族世系，这故里的资产，成了浪子他日回归的缘由。多少个世纪以来，海上航行旅途较之今日更为漫长，也更为凄凉。旅途的时间和地理上的空间往往成了自然的正比。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于陆地上和海洋让这种人类缓慢的速度，习惯于这些耽搁，等待海风的到来，等待晴天的出现，也习惯于船舶失事，烈日骄阳，还有无情的死神。这位白人姑娘的乘坐邮轮已经是世界上最后的一批远洋客轮，因为空中航线的开辟从她年青时代就开始了。从那以后，空中旅行慢慢地使人类放弃了那海上漫长的旅行。

我们仍然天天到堤岸那单身宿舍里去。他仍和往常一样，用缸里的凉水替我洗澡，然后把我抱到床上。他来到我身边，也躺了下来，不过他已经无精打采，毫无心思。我动身回国的日期尽管还很遥远，可是自从我决定回国以来，他对我的躯体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当时我是瞒着他做出这个决定的，这对他来说着实过于唐突了。他的躯体再也不喜欢这个即将离去、叛逆不忠的躯体。他说：我再也无法和你一起玩了，我本来以为还是可以的，没想到现在我再也不行了。他说他已经死了。说着还微笑了一下表示歉意，他还说从今以后他将永远丧失这种兴致了。我问他是否愿意这样。他几乎笑了出来，他说：我不知道，也许现在是愿意这样的。他的温情全存在于痛苦之中。可他从来不说出这种痛苦，他对这种痛苦从来只字不提。有时候他的脸颊颤抖着，他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但是，面对着这些出现在他那紧闭的双眼后面的形象，他总是默然无声。看上去似乎觉得他喜欢这种痛苦，犹如他喜欢我一样，非常强烈，甚至死也甘心，而此时此刻，他喜欢这种痛苦更有甚于我。有些时候他对我说，他之所以愿意抚摸我，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也有这种强烈的愿望，而每当乐趣盎然时，他总是愿意看着我。他一面看着我，一面拿我当他的孩子似的叫着我。我们曾经下过决心，从此不再相见，可是谈何容易，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每天晚上，我又重新看见他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依旧坐在他那辆黑色的轿车里面，由于害羞而总是把脸背过去。

当起航的时刻快要来临的时候，轮船发出了叁声汽笛声。那很长很长的汽笛声，震耳欲聋，整个城市都能听得到，刹那间，港口那边的天空被乌烟染成一片漆黑。这时候，拖轮向着客轮靠近过去，然后牵着它，沿着中心河道开去。当任务完成以后，拖轮松开系泊的缆绳，又回到自己的港来。这时候，客轮再次鸣笛告别，重新发出那可怕的吼叫声音是如此神秘，如此凄凉，令人听之不禁黯然落泪。不仅是那些远行的乘客，不仅是那些离别的人们，就连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人，那些无所牵挂的人，也都会闻声而泪落。然后，轮船靠着自己的力量，慢慢地在河流中行驶。

人们久久地看着它那高大的身影朝着大海前进。许多人仍然留在码头看着它，继续挥动着他们的头巾、他们的手绢，向亲人告别，可他们的动作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气馁。最后，大海终于把轮船的身影淹没在它那弯曲的地方。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轮船慢慢消失在远方的海平线上。

她也一样，当轮船响起第一遍告别的汽笛声时，当舷梯被吊起来的时候，当拖船开始拉着客轮离开大地的时候，她也哭泣起来。可她没有让人们看见她的眼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再说也不应为这样的情人挥泪告别。她也没有对妈妈，对她那位小哥哥流露出难过的感情，她若无其事，似乎在他们之间，离别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他那辆大型的轿车还停在那里，又长又黑，车里的前头，坐着一个穿白制服的司机。他那辆车孤零零地停在离法国邮轮公司停车场稍远一点的地方。她从那些手势中认出了他。站在后面的那个人就是他，他的形象依稀可辨，他痴呆地站在那里，没做任何动作。她知道他在看着她，她也看着他。当她再也看不见他的时候，她仍然望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最后，连车子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大地也消失了。

客轮必须穿过中国海、红海、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清早，旅客都醒过来。轮船正在前进，尽管感觉不到发动作的颤动，大家仍然知道轮船正在前进，在浩瀚寂静的大海中前进。首先必须穿过这个印度洋。这是最遥远、最辽阔的海洋，它和南极洲相接，从锡兰到索马里，这两个中途站之间的距离最长。有时候，大海是如此的平静，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足以令人忘记是在大海中航行。于是全船的人都活跃起来，所有的客厅、通道和舷窗全都敞开着。旅客们纷纷离开他们那闷热的船舱，在甲板上席地而睡。

有一次在旅途中，当轮船正横渡这个大洋的时候，有个旅客在深夜中死去了。

她已经记不很清楚到底是在这次旅行中，还是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发生的事。当时有一些旅客正在头等舱里打牌，在这些打牌人当中，有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间，只见这个男子二话没说，把牌一摔便走出酒吧，跑步穿过甲板，然后纵身跳进海里。当这艘正在全速前进的轮船停下来的时候，他的躯体已经无影无踪了。

不，写到这里，她眼前看到的并不是那艘轮船，而是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她曾经听过故事的地方，也就是沙沥那个地方，跳海的男子就是沙沥行政长官的儿子。

她认识他，因为他也在西贡中学念书。她记得他的个子很高，容貌温和，棕色的头发，带着一副玳瑁架子的眼镜。在他的船舱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连一封信也没有。他的年龄可怕地留在她的记忆之中－—他也是个十七岁的青年。拂晓时分，轮船又重新起航。最可怕的莫过于这重新起航。太阳出来了，大海空荡荡的，而那停止搜索的命令意味着人间和他永远的诀别。

另一次，也还是在这次旅途中，同样在横渡这个大洋的时候。当夜色已以降临，从主甲板上的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音乐声，那是一首肖邦的圆舞曲。她认得这首曲子，并且和它有过一段隐秘的关系，因为她曾经学过这首曲子，可是尽管她整整花了几个月的功夫也仍然无法弹好这首曲子，最后弄得妈妈只好同意她放弃练习弹钢琴。这天夜里，这位姑娘在此以前已经在轮船上熬过了许许多多个迷茫的夜晚，当肖邦的这首曲子在明朗的天空中回荡的时候，她正在场。当时连一丝风都没有，这乐声传遍整艘黑暗的轮船，它象上天的旨意，不晓得与什么有关，它又象上帝的命令，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这位姑娘笔直地站在那里，仿佛她也想投身于茫茫的大海之中。后来她哭了，因为她想念那位堤岸的男人，她突然不敢肯定她没爱过这个男人，没有这种她没有见过的爱情，因为这爱情已经在历史中消逝，就象流水消失在沙漠里一样。可现在，也仅仅是现在，当这首乐曲撒遍大海的时候，她才重新发现这种业已消逝的爱情。这一发现正象小哥哥后来通过死亡获得了他的永生一样。

在她的周围，人们都熟睡了，虽然乐声萦绕在他们身边，但却没有把他们吵醒，他们全都安详地睡着。姑娘觉得她刚刚经历过了一个最寂静的夜晚，后来在整个横渡印度洋的旅途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寂静的夜晚。她觉得就在那天夜里，她仿佛看见她的小哥哥和一个女人出现在甲板上。他倚在舷墙上，把她抱住，于是他们便互相接吻。姑娘躲在一旁，以便看得更加清楚。她认出来这个女的是谁。她已经和小哥哥结合在一起，他们再也不分离。这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可她的丈夫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在旅途的最后日子里，小哥哥和这个女人整天都呆在船舱里，只是到了夜里他们才出来。在这些日子里，小哥哥看着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不过看来他并没有认出她们来。妈妈变得非常凶狠，她默不作声，嫉妒眼红。而她，小妹妹，她却有所担心。她觉得这个女人很幸福，可同时她又担心小哥哥后来所遭的厄运。她原以为他会扔掉她们，自己跟着这个女人去，然而没有，在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又和她们团聚了。

她不知道在那个白人姑娘走后多长时间他才执行父亲的旨意，和那个十年前就被家里指定嫁给他的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也是一个千金小姐，浑身披金带玉，珠翠满头。这个中国姑娘原籍也是北方抚顺市人，跟随父母来到此地。

他一定很长时间无法和她相处，无法给她播下传宗接代的确子。他和那个白人姑娘的往事一定记忆犹新，她那躯体一定还在那里，横躺在床上。白天姑娘也一定长时间依旧受到他那情欲的支配，使她冲动，情意绵绵而陷入愁思之中。后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切都变成可能的了。正当他对那位白人姑娘的情欲发展到无可忍耐的地步时，在那狂热之中，他一定会重新发现这个白人姑娘的形象，而他正是怀着对这个白人姑娘的那种强烈的欲望和另一个女人结合了。他一定是通过想象来使自己从这个女人身上获得满足，并且也是通过想象去完成家庭、天意以及那北方的祖宗对他所赋予他的使命：传宗接代。

也许她已经知道原先这个白人姑娘的存在。她曾经用过沙沥当地的女仆，而这些女仆都知道这段历史，她们一定会对她透露一点风声。她一定会很痛苦。她们两个可能都是同岁人，十六岁。在那洞房花烛夜，她是否看见她的新郎在悲伤落泪？

而她会去安慰他吗？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一个叁十年代的中国未婚妻，能够体面大方地安慰一个成年人的这种应该由她承担的苦楚吗？谁晓得？也许她自己欺骗自己，也许她和他抱头大哭，一宵之间彼此没说一句话。后来，痛哭之后，情感终于代替了悲伤。

她，白人姑娘，她对这些事从来就一无所知。

战后多少个岁月过去了，从前的那个白人姑娘几经结婚、生育、结婚、写书。

一天，那位昔日的中国情人带着妻子来到巴黎。他给她挂了个电话。是我。一听到这声音，她便立刻认出他来。他说：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有点胆怯，他和从前一样感到害怕。他的声音突然颤动起来，而这一颤动，使她突然发现他那中国的口音。他说他知道她已经写过好多书，他是从她妈妈那里听来的，他曾经在西贡看见过她的妈妈。然后他对她说出心里话，他说他和从前一样，仍然爱着她，说他永远无法扯断对她的爱，他将至死爱着她。

杜拉斯：情人（中）

Wed, 25 May 2005 01:16:02 GMT

杜拉斯：情人（中）
作者：〔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那两个哥哥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对他们来说，似乎他是不存在的，无足轻重，无法被他们所感觉，他们对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因为他此刻正拜倒在我的裙下，有求于我，而且他们可以断定，我是不会爱他的，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可以忍受我的任何压力，只要这桩情爱不至于告吹就行。此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白种人。大哥之所以默不作声，无视我的情人的存在的做法正是来自这种信念，他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楷模。因此，面对着我的情人，我们全家都学着哥的样子。我也一样，在他们面前，我也不能和他说话。当着我家人的面，我永远也不该和他说话在，除了偶然替他们传个话之外。比如说，吃完晚饭以后，我那两个哥对我说他们想去“泉水”舞厅喝酒和跳舞。首先他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而我，我不应该，按照我大哥的逻辑，我不应该重复他刚才所说的，不能说第二遍，如果说了这将是不对的，我必将遭到我情人的埋怨。于是他终于回答我。他低声细语，以示亲密，他说他还想能单独和我相处一小会。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谢绝方才的请求。这时我又只好佯装没有听清楚，似乎这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着的危险，似乎他说这个话的用意是想扩大事态，非难一下哥哥。既然如此，我还是不理为好。可是他还没完，接着又对我说——他还真有这个胆量说——看你们的妈妈已经很疲倦了，你们应该留着照顾她。诚然，妈妈每当在堤岸的中国饭馆吃完丰盛的晚餐之后就难免感到困倦。我并不敢多搭话。这时我听见哥哥的声音，他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尖刻、明了。妈妈立即夸起他来：我这叁个孩子就数他会说话。话音一落，我哥哥就等待着。大家都停下来；我看出我的情人的胆怯，二哥也同样害怕。

他再也顶不住了。于是我们上“泉水”舞厅去。妈妈也跟着上“泉水”舞厅，她将去“泉水”舞厅打盹。

在我哥哥面前，他只好佯装正经。其实，他依然是我的情人，只不过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他什么身份也不是罢了。他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而我的情欲也必须屈从大哥的威严，是他否定了我的情人。每当我同时看见大哥和情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无法忍受。在我大哥面前，他成了一个不可告人的无耻之辈，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一种应该隐瞒的羞耻。我不能反抗大哥这些无声的命令，要是我的小哥哥，我满可以和他顶撞一番。对于我的情人，我从感情上是无法克制自己的。今天当我一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会重新看到大哥在和我的情人一起吃饭时那张虚伪的面孔和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他常常望着别处，若有所思。然而，从他那轻轻咬着牙关的神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因为玩弄那种卑鄙的行为而感到烦恼和不安。

他总觉得沾我的情人之光上高级馆子馆饱吃一顿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回忆之中，那猎人之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耳边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一阵儿童的喊叫声。

在“泉水”舞厅里也一样，谁也没有和他说句话。

大家各要了一杯马爹利。我那两个哥哥一饮而尽，接着又要了第二杯。我和妈妈把自己的酒都让给了他们。这哥俩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他们不但仍然不和他说话，反倒说起风凉话来。尤其是二哥。他埋怨这个地方太令人愁闷，说这里没有舞女。的确，“泉水”舞厅这个地方除了周末之外，平常顾客很少。我和二哥跳起舞来。我也和我的情人跳舞，但是我从来也不和我大哥跳舞，因为我意识到某种危险，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担心一直在阻挠着我，这种危险在于他对任何人都可能施展这种不吉利的引诱，也在于我们身体的接近。

我们兄妹长得非常相似，尤其是脸部更象得出奇。

那位堤岸的华人正在和我说话，他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呢？我叫他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总是这个样子，就连我们一家人之间也是如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

当我们在他那单间宿舍里相会的时候，我就会向他解释。我对他说，我大哥的这种粗暴、冷淡、盛气凌人的作风都是冲着我们的事而来的。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杀人，就是毁坏生活，支配生活，蔑视别人，赶走别人，让别人受苦受难。我叫他不必担心害怕，说他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大哥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我，他在我面前自然会出奇的胆怯。

从来就没有说过你好，晚安，新年好。从来也没说过声谢谢。从来就不交谈，从来就不需要交谈。全都呆在那里，默默无言，人远情疏。这是一家铁石心肠的人，僵化透顶而无任何接近可能的人。每天我们都企图伤害对方，甚至互相残杀。我们之间不仅不说一句话，就连相互看一眼也没有。即使迎面碰上，彼此也视而不见。谁要是瞟谁一眼，那就意味着会有好奇之心而有失身份。因此，相互不屑一顾。

交谈这个词在我们之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想在这里最恰当的词莫过于“厚颜无耻”和“狂妄自大”。整个集体，无论算不算家庭，对我们来说都是可憎、可耻的。

我们全都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们兄妹叁个共同历史中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这位善良的、被社会所杀害的母亲的孩子。我们站在这个曾经迫使妈妈沦入绝境地的社会的一边。由于人们对我们这位如此和蔼、自信的妈妈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妈妈并没有预料到她的失望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说的主要是指那些男孩子，那些儿子们。不过，纵然她已经预见到了，那她能够对她自己的身世保持缄默吗？能佯装她的音容，她的目光和她的母爱吗？不会的，对她来说，她早该自杀，早该解散这个难以相处的家庭。早该让老大和那两个兄妹彻底分开。可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是如此粗心，她是如此轻率，她是如此不负责任。她向来就是如此。她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叁个对她的爱超过一般的母子情。就凭这一点，她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们守口如瓶，隐瞒、撒谎。尽管我们兄妹叁个性格特点，可我们对她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儿女之心。

这段历史是漫长的，它整整持续了七年。开始时我十岁，然后我十二岁。然后我十叁岁。然后十四岁、十五岁。然后十六岁、十七岁。

母亲经历了这些年代，整整七年。而最后她的希望终于破灭了，理想终于被抛弃了，就连阻挡海水的雄心壮志也被抛弃了。我们在阳台间的阴凉处望着对面的暹罗山，尽管烈日当空，阳台间里则常暗淡，几乎一片漆黑。小哥哥死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日本占领时期。１９３１年，在我通过第二次中学会考之后我就离开了西贡。在这十年当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到底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他那封信写得很得体，信是重新誊写的，没有错误，书法也很讲究。他在信中告诉我他们都很好，妈妈的学校也搞得很顺利。这是一封写满两页纸的长信。我还能认出他小时候的笔迹。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套房子，一辆汽车，还告诉我汽车的牌名。他说他又重新打起台球，说他很好，一切都顺利，还说他如何地喜欢我，紧紧地拥抱我。

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大哥。

每当我提起我那两个哥哥的时候，我总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就象妈妈那样，她也总是这么做的。我说：我那些哥哥，她在外边也这么说：我那些儿子。她总是爱用一些难听的话来形容她那两个儿子的力气如何之大。至于他们的外表长相，她却从不细谈，她不说老大要比老二强壮得多，她只是说老大和她那些北方农民兄弟一样强壮。她为她的儿子气壮如牛感到骄傲，就象她往日为她那膀壮腰圆的兄弟感到骄傲一样。和大儿子一样，她也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对于我这位堤岸的情人，她和我哥唱着一个调子。我不想把他们那些言语写出来，因为那些挖苦的话犹如沙漠里腐烂的尸体一样叫人恶心。我说：我那些哥，那是因为从前我就是那么说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改了口，因为那时候我的小哥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也成了一个受虐待的人。

在我们这个家里，不仅从来不过任何节日，从来没有见过一棵圣诞树，没有一条绣花的手绢，也没有摆过一束花；甚至连一个入土的祖宗也没有，既没有一座坟墓，也没有任何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唯独只有她自己。大哥后来成为杀人犯。小哥哥则就死在空虚大哥的手里。而我却远走高飞，总算逃脱出来。直到她死的时候，只有大哥跟着她。在那个时候，妈妈因为我那个堤岸的形象——我的情人而暴跳如雷。她对在堤岸发生的一切毫无所知。但是，我看出她在窥探我，我知道她早已有所怀疑。她了解她的女儿，她发现不久以来这个孩子神态失常，看来似乎变得有点持重，引入注目，说起话来也比往常更加慢条斯理，过去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而如今却变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连眼神也都变了。她已经成了她母亲不幸的旁观者，仿佛她正在步母亲的的后尘。这一切给妈妈的生活带来了突然的不安，因为她的女儿正冒着最大的危险，她将永远嫁不出去，永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面对着这个社会，她将一无所有，毫无希望，孤单寂寞。妈妈大喊大叫地向我扑过来，她把我关在房间里，用拳头捶我，打我耳光，剥光我的衣服，凑近来闻我的身子，闻我的内衣，她说她发现我身上有那个中国人的香水味，她还迫近我，看我的内衣裤上是否有可疑的污迹。然后她便大声嚎叫，好叫全城都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什么她的女儿是个婊子，她将把她赶出家门，说她恨不得看我立即暴死，还说再也没有谁会要我，说我臭不要脸，连狗也不如。她一边哭，一边说养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把她赶出家门，名得弄脏这块地方。

我大哥正呆在关着我的这间屋子的墙后。

大哥在那里替妈妈帮腔，他对她说这个孩子该打。他的声音低沉、亲切、温柔，他对她说无论如何必须弄清事情的真相，不能让这个丫头误入歧途，不能让妈妈灰心失望。妈妈使尽全身力气抽打着我。二哥嚷着叫妈妈别管我。二哥跑到花园里去，他躲起来，他害怕我会被打死，他害怕，他总是害怕这个陌生人——我们的大哥。小哥的害怕使妈妈平息了怒气。她为她生活中的灾祸和她那有失体面的女儿面哭泣。我也和她一道哭起来。我发誓在我生活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就连一个亲吻也没有过。我说：你想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和一个长得又丑、又娇弱的中国人干出这种事？我知道大哥正靠在门外，他在那里听着，她知道妈妈在干什么，他知道妹妹正光着身子挨打，他希望妈妈能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毛病。妈妈并不知道大哥这一阴险、毒辣的用心。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大哥和小哥哥往往无缘无故地打起来，经常是哥哥对弟弟说了一句：滚开，别在这里碍事！说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只顾互相打，谁也不吭一声，只听见他们喘气、喊疼、还有那拳头的闷响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妈妈总是用一种大喊大叫的歌剧般的嗓门来给这战斗的场面伴奏。

他们都一样善动肝火，而这种肝火也只有在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父母之间才能看到。大哥不在家里家外随心所欲、作恶欺人就感到难受。而小哥哥则因为目睹大哥这惊恐怖行径无能为力而苦恼。

当他们互相的时候，我们既担心小哥会被打死，同样也担心大哥会被杀掉。妈妈常说，他们在一起总是打架，从来也没有一起玩过，从来也不在一起聊聊天。他们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有同一个妈妈，尤其是有同一个妹妹，不过那也只是血统相同而已。

我想妈妈也只有在提起大哥时才说：我的孩子。有时候她也这样叫他。而对其他两个孩子，她总说：那两个最小的。

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１９４３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１９４２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

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

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精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精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奶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梢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操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子松开，打算上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娘呆在操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娘。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娘”。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政府将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娘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

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妈妈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性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妈妈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娘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

我回到埃莱娜·拉戈内尔身边。她正躺在一条长椅子上哭泣，因为她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寄宿学校。我坐在长椅上。埃莱娜·拉戈内尔躺在我身边，她那柔美的身躯在华丽的连衣裙里面自由自在，着实令我倾心。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美的胸脯。我从没有碰过它。埃莱娜·拉戈内尔还是一个不懂得害羞的姑娘，她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她竟然能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上帝赋予人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埃菜娜·拉戈内尔的身躯，那真是不可言状的美。她的身村和她那一对挂在胸部而又似乎欲脱离胸部的乳房显得十分对称。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那丰满的乳房更富有魅力，她的乳峰丰满外凸，仿佛令人垂手可得。在如此夺目的光辉面前，连小哥那苦力般的身躯也不免黯然失色。男人的躯体总是显得干瘪、内秀。可他们的体形却经久不衷，这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大不一样，她的形态无法长期保持，只不过一朵季节花，不久便会叶落花谢。埃莱娜·拉戈内尔来自大叻高原。她的父亲是镇上的官员。不久前她正好在学期中间来到这里。她胆怯害怕，常常愿意呆在你的身旁不言不语，或是哭泣流泪。她有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暗红的肤色，因此人们很容易认出她来，因为这里所有的孩子都由于贫血和天气酷热而脸色苍白、发青。埃莱娜·拉戈内尔不上中学课程，她不知道上学，也不懂得学习，她什么也记不住。她在寄宿学校里读小学的课程，而上这些课根本毫无用处。她依偎着我哭了起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她的双手，我对她说，我将跟她一起留在寄宿学校里。埃莱娜并不知道自己长得非常漂亮。她的父母也不知道要把她培养成个什么样的人材，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埃莱娜可以随意找到任何一个未婚夫，可她并不想去找，因为她不想结婚，她一心想跟着妈妈回国去。最后，她还是按着妈妈的愿望嫁人了。她要比这个头戴小丑帽、脚穿金丝鞋的我长得更加漂亮，但我要比她更加成熟，更加接近结婚的年龄。当然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满可以出嫁，可以配偶成婚，只是她什么也不懂，你可以吓唬她，可以给她解释会使她害怕的一切，可以叫她呆在那里，乖乖地等着。

埃莱娜·拉戈内尔还不懂得我所懂的一切。然而她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就如我所猜想一样，我所知道的，她永远也不会知道。

埃莱娜·拉戈内尔的躯体沉甸甸的，天真无邪，她的皮肤就象某种水果的表面一样光滑柔嫩，而这种柔嫩很快就将会感觉不出来，只能让你产生少许的幻觉。埃莱娜·拉戈内尔令人产生杀她的念头，令人做起亲手杀她的美梦。她身上虽然有一副象似精白面粉的形象，可她自己却无所感觉，这些东西将赐给玩弄它们的那双手，赐给吸吮它们的那张嘴，而她却不把它们记在心上，也不了解它们，更不了解它们那神奇的威力。我真想吮埃莱娜·拉戈内尔的奶，就象他在中国城那间房子里吮我的奶一样，我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去那里加深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她那宛如精白面粉的酥胸贪婪无厌。我真想把她带到我每天晚上所去的地方去，让他和她在一起，我将可以通过她获得一种彻底的享受，然后我死也甘心。

我爱慕拉戈内尔如同爱我那堤岸的情人一样，我把他们看成是一样诱人的血肉，只不过拉内尔的肤色更加明亮，更加洁白无瑕。她的每一个举动，每滴眼泪，每个缺点，每一处无知，都可以使他的形象反复展现。埃莱娜·拉戈内尔就是这个可怜男人的妻子，这个堤岸的、中国的难以理解的男人。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是属于中国。

我没有忘记埃莱娜·拉戈内尔。我没有忘记这个可怜的男人。自从我动身回国以后，自从我和他分手以后，整整两我没有接近过任何一个别的男人。而这种神秘的忠诚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当时还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那是我栖身的地方，除此之处，别无他处。

就在这个冷漠无情，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最深深地相信我自己，我有我自己最基本的抱负，那就是将来我一定要从事写作。

我在堤岸情人单身宿舍里渡过的那些时光，曾经给这块灰暗的灰暗的地方带来了短暂的欢快。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是和死神咫尺相邻的地方，是暴力、痛苦、失望、蒙受耻辱的地方。这就是我那堤岸的委身之处。它在大河的彼岸。然而有朝一日，我将会渡过大河去寻找新的归宿。

我不知道埃莱娜·拉戈内尔后来的情况，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是她第一个离开了寄宿学校，比我动身回法国早得多。那时是她妈妈要她回到大叻去。我好象记得是让她回去结婚，因为她可能碰上一个刚从大城市来的人。也许我弄错了，我把我想象的和埃莱娜·拉戈内尔奉母亲之命被迫回国一事混淆在一起。

让我也向你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抽鸦片烟，我大哥偷了佣人的钱，还偷了妈妈的钱。他翻箱倒柜，又偷又赌。父亲临死前在那名叫“两海之间”的地方买下了一座房子。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家产。由于他在赌场连连失利，妈妈只好把房子卖掉替他还债。可这也不够。永远没有够的时候。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企图把我卖给古波尔咖啡馆的顾客。正是为了他，妈妈才有心思活下去，为了他能够吃饱、睡暖，为了他还能听得见呼唤他的名字。妈妈省吃俭用，用了十年的积蓄替他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可这块地产一宵之间就被他抵押出去。妈妈只好支付利息。从我说过的那片林场砍下来的木头也都被他一宵之间输个精光。他还偷窃我这位快死的妈妈的钱。他是一个专门翻箱倒柜的家贼，他嗅觉灵敏，善于搜索，无论是成堆的布料还是细小的藏物都难逃厄运。他还偷过亲戚的东西，什么首饰、食品等等，一偷就是一大堆。他还偷过杜阿姨、男仆人和我小哥哥的东西。至于我，他自然也没有少偷。他差点没把自己的妈妈也给卖掉。当妈妈刚刚断气而尸骨未寒的时候，他便急急忙忙把公证人请来，假惺惺地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他最善于逢场作戏，此时此刻他如丧考妣。公证人说这份遗嘱无效，因为死者过于偏袒她的长子的利益而损害我的权益。差别之大，令人觉得可笑。我必须当机立断，或接受，或拒绝。我表示接受：我签了字。我终于接受了这份遗嘱。大哥两眼低垂，说了一声谢谢。他呜咽地哭起来。他可能由于在南方当过法奸与敌人合作而遭当局追捕，他再也不知道哪里能有藏身之处。他终于跑到我家里来避风。

我一直也不很清楚其中的底细，可他毕竟避开了一次危险。也许他曾经出卖过一些人，出卖过一些犹太人，这些事他都可能干得出来。每当他杀了人之后，或者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十分温顺、亲热。当时我丈夫还被关在集中营里，大哥还表示同情他。他在我家里住了叁天。我忘记了他的老毛病，所以每当出门的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没有锁起来。当时我把用自己的配给证买下来的白糖和大米储存起来，以便等我丈夫回来时可以食用。他到处搜查，随意取走我的东西。他还翻弄我卧室里的小衣柜。他终于找到他可以下手的东西。他把我全部的积蓄五万法郎统统拿走，分文不留。他带着赃物离开了我的公寓。后来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并没有和他清算这笔老账，这对他来说实在太丢脸了，我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在他登到那张伪造的遗嘱之后，为了换得一口面包，他竟然把那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也给卖掉了。这笔买卖也象那份遗嘱一样，也是弄虚作假，鱼目混珠。自从母亲死后，他就孤零零地一个人，他在世上没有一个朋友。他从来就没有交过朋友，他在蒙帕斯曾经有过几个女人在他手下“干活”，有时他并不叫这些女人干活，至少开始的时候不叫她们干活，有些时候也雇用一些男人，不过这班男人往往还得向他倒贴钱。他孑然一身，生活在极端孤独之中，尤其是他的晚年过得更加凄凉。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坏蛋，他的动作是微不足到的。他让他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只此而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丧失了他那真正的王国。他还不是一个强盗，只是一个家里的二流子，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一个赤手空拳的杀人犯。但他从不感到绝望。既然所有的坏蛋都能活着，他也照样能活下去，他没有果敢之处，整天担心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就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在图尔，他只认识咖啡馆里的侍者，拿他们做为他了解情况的“渠道”，那班酒气熏天的常客则是他在咖啡馆后厅打牌的陪客。他亦步亦趋，开始效仿他们，他拼命地喝酒，两眼充血红肿，嘴巴歪斜，模样凶狠。他在图尔已经一无所有。当他把两处地产变卖抵债之后，两袖清风，空空如也。他在母亲租下的那间家具贮藏室里住了整整一年。他睡了整整一年的扶手椅。多亏当时房东开恩，允许他进屋栖身，使他能得在那里呆了一年。后来，房东终于下逐客令，把他拒之门外。

在这一年期间，他何尝不想赎回他那块已经典押出去的地产，他把母亲留在家具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一件地输光了，还铜制佛象，铜制器皿，后来连床、衣柜和床单也都拿出去当赌注。最后终于全被输光，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

孑身一人，孤苦零丁。在这一年里，谁也不愿意收留他。他给巴黎的一个表兄弟写信求援。终于在马尔赛普市弄到一个勤杂员的房间。这位五十开外的老光棍总算谋得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领到有生以来头一份工资。他是海运保险公司的勤杂员。

我想他在那里足足干了十五年。他进了医院，但没死在那里，而死在自己的家里。

妈妈从不对谁说过这个孩子的不是。她从不抱怨自己的儿子。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这个偷鸡摸狗、翻箱倒柜的人。这种母爱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他一直隐瞒这种罪恶的母爱。如此母爱着实令人费解，对任何不了解她的儿子的人来说，就是当着上帝的面也无法解释。关于她的儿子，她总是喜欢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在我们兄妹叁个当中该数他最聪明、最赋有“美感”，最精明能干，并且还是一个最爱他母亲的人。总而言之，他可算是最了解她了。她说，我真没想到一个男孩子竟然能够如此敏感，如此富有深厚的感情。

我们后来见过一次面，他和我谈起小哥哥死时的情景。他说，我的小哥哥，我们的小保罗死得可怕极了，简直叫人恶心。

我脑子里迄今还留下这么一幅我们家庭生活的景象：那是在堤岸家里的饭桌上。我们兄妹叁个在饭厅里吃饭。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妈妈没跟我们一起吃饭。开始，哥哥看着我和小哥哥吃饭，后来他把叉子一搁，两眼直盯着小哥哥。他仔细地瞧着他，然后他突然冒出一名难听的话。他说的是有关吃东西的事，他说小哥哥应该自量一点，吃东西不要没个够。小哥哥没有吭声，照样吃下去。他又提醒一句，说什么那些大块的肉是专门留给他的，叫他别忘啦。他说：别来这一套。我问他：为什么这些肉光是留给你的？他说因为本来就是留给我的。我说：我真盼望着你死去。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没法吃下去。他正等待着，只要小哥哥敢于还口，哪怕是说出一句话，他那双摆在桌上的拳头就会砸烂他的脑袋。小哥哥仍然一声不吭。他脸色苍白，泪水从睫毛之间掉了下来。

大哥死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天。我记得是在春天，四月份的某一天。那天有人给我来电话。他们没说别的，只说他死在他房间里的地板上。死神终于在他的历史行将结束时，提前降临。其实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命运就早已注定了，只是死神来得太迟了。自从小哥死了以后，他的命运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妈妈曾经要求把他和自己安葬在一起。我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埋在哪处公墓里，我只知道在卢瓦尔省。他们俩双双被埋葬在同一个墓穴里，而且仅仅是他们俩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一幅不堪入目、令人难以容忍的景象。

一年到头，黄昏总是在同一时刻降临。暮色非常短促，几乎骤然而至。每逢雨季，整整几个星期看不见天日，天空总是雾气沉沉，就连月光也无法透过。而旱季则恰恰相反，万里睛空，洁白如洗。即使那些没有月亮的夜晚也仍然光亮可见。大地上，水面上，公路上和墙壁上，投下了一个个平行的影子。

我记不清白天的景象。因为阳光的照射使自然的色彩失去了光泽，遭受了破坏。而夜间的景象，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蓝色就在天际的尽端，在那浓云密雾的后面，覆盖着整个世界的天穹，对我来说，天空就是这蓝色底下的纯洁的光迹，这种混合的冷色赛过其他任何颜色。当我们还住在永隆重的时候，有时当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叫人套上那辆旧式的双轮马车，我们驾着马车前去观赏那间奇妙的景色。月光从天上落下来，撒在清晰透明的瀑布上，撒在寂静的、纹丝不动的空气中。空气也是蓝色的，人们可以把它捧在手里。天空就是这种不断闪烁的光芒。月光照亮了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田野，无边无际，直至那视野的尽头。每个夜晚都有不同的景色，都可以叫出不同的名字。而那夜间的声音就是乡村家犬的吠叫声。

它们神秘地吠叫，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村村相传，漫无边际，通宵达旦。

在院子里的小径上，番荔枝树的影子漆黑如墨。整个花园都凝固在一种冷漠的静止之中。房子也是一样，既宏伟壮观，又忧郁悲伤。小哥哥跟在我后面走着，这时候他一再观望着那扇朝着寂静的大道敞开的栅栏门。

有一次他没有来到中学的门口等着我。只有司机一个人坐在那辆黑色的轿车里。他对我说，少爷回沙沥去了，因为他父亲病了。还说他——司机——奉命留在西贡负责送我上学，接我回寄宿学校。数日之后，少爷回来了。他又重新坐在那辆黑色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因为怕被人看见，他总是把脸扭过去，他总是提心吊胆。我们互相亲吻，一声不吭，一再地拥抱接吻，完全忘记这是在学校的大门口。他一边亲吻，一边哭泣。他的父亲还得活下去。他最后一线希望幻灭了。他曾经对父亲提出过这个要求。他央求父亲让他继续把我留在他身边，求他理解他的心情，还说他父亲一生当中至少也会经历过一次如此强烈而且不可阻拦的爱情。他央求父亲也允许他享受一次与这位白人姑娘的疯狂的爱情，他求父亲允许他在姑娘被送回法国之前充分地去爱她，至少再爱她一年的时间。因为对他来说，这刚萌芽的爱情是如此的强烈，无法抛弃，这肉体的分离实在是太可怕了，何况父亲也知道，以后这样的爱情是永远也不会产生的。

父亲一再对他表明，他不愿看着他的儿子早日死去。

我们一起泡在浴缸里的凉水中，我们互相吻着，呜咽着，痛不欲生，可这一次，我们的确是因为所享受的是一种无法得到的安慰而痛苦万分。后来我对他说，没有什么值得悔恨的，我向他重复刚才他所说的话，说我随时都可能动身回国，因为当时我也无法决定我自己的行动。他说从今以后，这一切他将无能国力，因为大局已定，无法挽回。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意见，我也表示不再继续和他混下去。

可我并没有陈述我的理由。

永隆一条长长的大街延伸到湄公河的岸边。入夜以后，这条大街总是空无一人。那天晚上，就象几乎每个晚上那样，突然停电了。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

当我刚踏上这条大街的时候，当花园的栅栏门刚刚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电就被切断了。于是我拔腿就跑，因为我害怕黑暗。我越跑越快。突然间，我似乎听见在我身后也有另外一个人在跑。我肯定后面那个人正跟着我的脚步追着我跑过来。我一面跑，一面回头看。我于是看见：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瘦得象死人一样，她边跑边笑。她光着脚丫，紧跟在我后面，想把我抓住。我认出她了。她就是镇上的女疯子，是永隆的那个女疯子。我头一次听到她说话，她总是在夜里才说话，而白天却睡大觉，并且常常在这条大街上，在这个花园门前。她一边跑，一边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叫喊。我十分害怕，以至想叫人都喊不出声来。那时我可能只有八岁。我听见她那狂笑声和嚎叫声。她肯定是在拿我开心。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就是这种内心的害怕。要是说这种害怕超越我的理性，超过我的确力，那未免说得太轻了。

我当时简直是魂不附体了。当时如果那个疯子用手碰我一下，哪怕是轻轻地一碰，我也将会比死去还可怜，我也将会变成一个疯子。我跑进邻居的花完里，我想钻进屋子里去，可当我刚爬上台阶的时候，我就摔倒在门前。后来过了好些日子，我仍然心有余悸，无法叙述我在那天晚上的遭遇。

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母亲精神状态的恶化——我还不能给她这种病态定性——每当她和她的孩子分离的时候，她就会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我想只有我才知道我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情况将会怎么样，而我那些哥哥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妈妈那种精神状态。

那是在我们彻底分别的前几个月，当时我们还住在西贡，有一天，天已经很晚了，我们还都坐在代斯达尔街那座房子的阳台上。杜阿姨当时也在场。我看着妈妈。起初，我有点认不出她来。后来，她的形象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转眼间她面目全非，连我一点也认不出她来了。突然间，在我的身边在妈妈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不是我的妈妈，可她的面貌却和妈妈颇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我的妈妈。她的神态有点滞呆，两眼注视着花园里的某一个角落，仿佛在突击探某种紧迫事件的发生。她窨看见了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她身上有一种青年人的线条和目光，有一种由于腆而被克制住的幸福感，看来她是一个惯于腆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杜阿姨就坐在她身边，可是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似地。我的确骇不仅在于我对她的描述，她的线条，她那幸福的神态，以及她的美貌，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就坐在妈妈刚才的那个位置上，成了妈妈的替身。我非常清楚，谁也没在妈妈这个座位上坐过，所以只能是她自己，可是就这么一个无法顶替的真人却突然消逝，再也无法呼唤她重新出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顶替这么一个活人的形象。我神志清楚地看着自己变疯了。我嚷了起来。我发出一声微弱的喊声，我想借助这呼喊来砸碎这个死死凝住着眼前这个虚幻场面的镜子。镜子终于粉碎了，妈妈的形象恢复过来了。

我感到整座城市到处都充满象大街上那个女叫化子一样的女人，不管是城里的、乡下的，暹罗山下的，或者湄公河畔的，她们都是从那个使我害怕的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四面八方。无论她来自何处，最后终于来到加尔各答。小姑娘总是睡在校园里那些蕃荔枝树荫下，而妈妈也总是在身边照料她，替她治疗那双被虫咬破、落满苍蝇的脚丫。躺在妈妈身旁的，就是本故事中的姑娘。是妈妈把这位姑娘从两千公里远的地方带来的。可现在这位妈妈对姑娘已经感到厌烦，她想把姑娘给人，她说：喏，把她领去吧！她再也不要孩子了。她身边无儿无女。孩子们全都死去，或被遗弃，不然的话，到了晚年，孩子就成了一大群。那个睡在蕃荔枝树荫下的姑娘还没有死去，她将受到世人的哀悼。

她站在路边稻田的斜坡上，她大声嚎哭，放声大笑。她那仁慈善良的笔，可以唤醒九泉之下的死者，可以唤醒任何愿意倾听孩子笔的人们。有一次，天刚朦朦亮，她就醒过来，于是便起床上路。这一天她动身了。也许由于她看见平原那边黄色和绿色的天空，她穿越平原。开始朝着大海。朝着大地的尽头走去。她大步地从森林的斜坡下次下来。这里都是一些充满瘴气的大森林，是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清风，只有那蚊子成群的嘈杂声，还有那些夭折的婴尸。雨，天天下个不停。最后终于来到了叁角洲。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叁角洲。这里全都是黑色的泥沙。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一天，她终于来到大海之滨。她欢呼雀跃，她象飞鸟一样发出一阵阵神奇的咯咯的笑声。由于她的笑声，她在吉大港唤来了一条正渡海的帆船，船上的渔民很乐意收留她，带着她横渡孟加拉湾。

后来，人们开始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垃圾场附近发现了她，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后来她又回来，人们看见她在这座城里法国大使馆的后面。她在公园过夜，身边有丰富的食物，肚子吃得鼓鼓的。

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临时打从这里经过的。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这里是英国人住宅区，是大使馆的花园。这时正是季风时节，台球场空无一人。沿着河边，一群群麻疯病患者在欢笑。

由于我们乘坐的班船发生故障，所以来到加尔各答作短暂停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市。翌日傍晚我们又重新起航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名声在沙沥镇上传播得可快啦。光我这身打扮就会叫人感到我是一个不成体统的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主见，就连怎么培养这个小女儿也没个准星儿。多么可怜的孩子。你别以为这顶帽子是天真无邪的，还有那满嘴的口红，所有这些都有所用意，都不是天真无邪的，也就是说，那只不过是为了惹人注目，招来金钱。还有两个坏蛋的哥哥，大伙说，这个中国人是亿万富翁的少爷，他在湄公河畔拥有一座蓝色琉璃瓦的别墅。他的父亲并不赏识这个白人姑娘，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找这么一个姑娘，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姑娘。

那位被称之为“太太”的女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现住在永隆。她的丈夫被封官，准备前来永隆上任。可是整整一年，人们在永隆没有见过这位太太露过面。由于这位在沙湾拿吉当行政副官的青年马上就要来到永隆上任，太太和她的情夫再也无法鬼混下去。太太知道丈夫被委派到永隆来工作，而且身边还带着他们的女儿，她告诉她的情夫，这种关系该结束了。所以在她的丈夫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的当天，就在镇上的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颗子弹穿过了这位情夫的心脏。

每天晚上，这个堕落的姑娘总是来到堤岸这个声名狼藉的居民区里，让那个下流的百万富翁的中国人抚弄躯体。可白天，她依然上中学念书。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白人姑娘。她们一个个都是白人的少年女运动员，她们正在“体育俱乐部”里练习潜水爬泳。有一天，校方给这些姑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她们和沙沥那个小学女教师的女儿说话。

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